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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議題重要性的認知與對施政評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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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抉擇途徑探討民眾的政治態度或行為,議題立場無疑是一項重要的解釋變數,但過去研究卻都忽略了,民眾對議題的重要性認知可能存在的中介影響效果。本文假設,當民眾認為該議題相對重要時,較容易確立自己及政黨在該議題上的位置,同時拉大主要政黨的立場差距,進而影響其政治態度的形塑。

對此,本文利用民意調查資料,探詢台灣民眾對「兩岸統獨」及「核能發電」兩項議題重要性認知的影響,並檢證其對形塑政府施政評價的中介效果。整體而言,本文資料分析的結果支持前述假設。不過,假設成立與否,仍須視議題屬性而定,當議題屬於長期僵化且難以解決時,將會削弱議題重要性對政治態度形塑的中介影響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
再探臺灣的「批判性公民」:200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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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類型學的視角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變動,並結合現代化典範的「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解釋以釐清「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本文以TEDS在2008至2016年三次總統選後的調查為經驗基礎,實證研究發現如下:首先,民主批評者的比例在不同年度皆相當穩定,其他類型分佈則隨選舉結果而變動。其次,不同類型的比較證實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但這些特徵並不如預期地集中在年輕人身上,反而是年紀較長的民眾。再者,「選舉輸家傾向是批判性公民」的解釋僅在綠營選民面對敗選的脈絡下才成立;當藍營選民敗選時,則選舉輸家將傾向成為對民主正當性有負面意涵的民主離異者。總的來說,臺灣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揉合了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的解釋。本文的發現反映了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正當性持續往深化方向發展,但年輕公民的態度與選舉競爭的作用,卻也為我國的民主正當性前景帶來隱憂。
政治大學政治學博士; 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與系主任
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與投票抉擇—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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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認同意識日益高漲,近年來多起由年青學子主導的社會運動,似乎反映著強烈的臺灣認同。本研究探討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及其對2016年總統大選投票抉擇的可能影響。研究發現,民意往高度臺灣認同意識傾斜,尤其是年輕世代有著強烈且高度的臺灣認同。然而,認同因素對於年輕選民的投票抉擇影響較小,反之,年長選民的認同對投票有著顯著的影響力。簡言之,臺灣認同不僅存在世代差異,亦在不同世代的投票抉擇考量中扮演不同的角色。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教授;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中正分局稅務員; 世新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
禮讓參選的賽局分析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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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的選舉中,政黨候選人時常在競選過程中發生禮讓參選的現象。本文以賽局模型分析參選人在政黨屬性較接近的其他政黨決定參選時,是否採取禮讓參選的決策。在參選人不知道屬性較接近的其他政黨參選人實力強弱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屬性較接近的其他政黨參選人強者型態的比例愈大、給予參選人較多的禮讓好處時,參選人較容易啟動禮讓參選的機制。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
列項實驗與網路調查之結合:臺灣民眾對同性戀民代接受程度的探究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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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戀者人權及同性婚姻行政程序涉及國家重要政策,相關的討論在各領域也獲得不少關注。以往臺灣研究同性戀的文章常以質化方法進行,近年開始從量化、民調的研究途徑著力。然而對不少民眾來說同性戀仍屬於較為敏感的議題,故受訪時可能為了迎合社會規範而不願表達真實意見,致使同性戀觀感的民意調查結果與實際情況產生落差。故本文結合列項實驗與網路調查,通過列項問題更準確地了解臺灣民眾對同性戀民代的接受程度,並藉由比較列項問題與直接問題之結果,檢測同性戀議題在民調時是否存在社會期望偏誤;最後利用列項問題檢視過往研究中影響同性戀接受程度的因素,在今日臺灣是否仍發揮著影響力。分析結果顯示:(一)受訪民眾對同性戀接受程度超過七成;(二)直接與間接問法在同性戀接受比例上無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受訪民眾對同性戀的態度未因社會壓力而扭曲;(三)個人特質、宗教信仰與政黨認同等因素,仍影響著今日民眾對於同性戀的態度。
馬偕醫學院全人教育中心副教授; 馬偕醫學院大學部學生;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教授
臺灣選民的真誠投票之推估:模型建構與實證分析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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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臺灣政治的民主化發展與傳播資訊管道的多元化,使得選民在選舉前就能快速獲得豐富的資訊,正因如此,也使部分選民的投票行為可能受到民調變化或其他人的集體意志而左右,最後作出的選擇並非原先心中所屬意的選項,即所謂非真誠投票行為。探究非真誠投票類型中,策略投票議題一直是政治學者關注及研究的焦點,文獻中,策略投票主要指涉選民考量對選舉結果的期待,在知道其所支持的候選人當選機率渺茫,為避免浪費選票且阻止最討厭的政黨候選人當選,只好將選票轉投給其他政黨中次偏好的選項。從過去國外研究證實,不論單一選區、甚至比例代表制或複數選區制都可觀察到選民曾出現策略投票。至於國內學界,近年來也紛紛投入研究國內各種選舉可能存在策略投票的情況,以及提出相關概念如分裂或一致投票的定義與測量,且許多研究經常關注選民手中不同選票投出分裂投票的結果,從而推測可能係來自策略投票行為。實際上,策略投票實際動機可能非常多元,但是真誠投票的定義則相對明確無爭議。
本研究以2012 年總統大選合併立委選舉為例,嘗試使用臺灣選舉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所提供的選後追蹤調查為主,加上綜合考量選前、選後調查數據,以及比較選舉總體資料。作者們另闢蹊徑,引進美國政治學界研究方法之前沿,參採反事實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 以及隨機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 RUM) 等相關政治學文獻,應用於修正原先根據民意調查所得的數據,重新校準臺灣地區選民實際投票情境下來自「真誠投票」的合理比例,並歸納不同投票對象對應其真誠選民的特質,以及論述真誠、策略和分裂投票存在各種統計差異的意義。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
請與我做朋友:臺灣民眾對於美國與中國之間的盟友選擇偏好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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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藉由分析我國民意調查資料,旨在檢視臺灣民眾對於美國與中國兩者之間,結盟國家的選擇偏好。本文驗證一般民眾在選擇國家結盟對象的兩個研究假設:首先為對於美國與中國認知的「雙歧」(ambivalence) 態度,其次為評估兩個國家何者更具影響力。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選擇中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1.7%),與支持美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4.5%) 頗為接近。依據實證資料,泛藍支持者與傾向中國統一者較偏好選擇與中國進行結盟,與此同時,認同自己為臺灣人與支持臺灣獨立者較不偏好選擇中國為結盟對象。本文採取「勝算對數模型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統計數據顯示,保持雙歧態度的民眾較傾向選擇中國作為結盟對象;相關數據證實,另一項研究假設亦具有相當解釋力,亦即一般民眾判斷哪個國家更具影響力的認知,是左右他們選擇結盟對象與否的重要考量。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政治中的金錢知多少?台灣政治經費公開的法制評估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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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民主社群取得大規模之政治經費資訊的最主要方法,政治經費公開的法制實踐深遠地影響了公眾對於政治中的金錢能有多少認識與理解。藉由檢測台灣現行法制在立法與執行層面所分別存在的管制漏洞,本文嘗試系統性地評量我國的政治經費公開法制。本文主要指出,(1)台灣政治經費公開的完整度與確實性,主要受制於現行法制之諸多立法漏洞,以致不少政治經費,直接成了毋需或者無從申報的暗錢。(2) 現行實務在查核與裁罰不實申報上,也有執行不足的隱憂,並從而使得部分公眾對於公開是否確實有所懷疑。本文建議這項法制的改革應揚棄政治獻金中心主義,以切實填補管制漏洞。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成本考量下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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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唯手機族日增,傳統住宅電話調查面臨了涵蓋率不足的問題,執行手機與住宅電話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便成了必要之舉。進行雙底冊電話調查需要決定樣本如何配置,而配置方式又與權數效應和調查成本有關。準此,本研究依據既有成本比較研究中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每單位完訪成本比,以及從「數位國情調查」的雙底冊電話調查結果所估計出來的權數效應,試著在調查成本固定的情況下,找出權數效應最小,也就是有效樣本規模最大,讓估計精確性最佳的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配置。結果顯示,在最常見的住宅電話加上唯手機族之雙底冊電話調查中應配置64.18% 的住宅電話以及35.82% 的唯手機族樣本。此外,本研究還進一步將此類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通式化,使得唯手機族的樣本數成為調查成本與電話使用習慣的函數,讓研究者在規劃這類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時,可依不同的情況代入相關參數後得到有效樣本規模最大的樣本配置。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經濟、政治及政策科學院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達拉斯分校經濟、政治及政策科學院教授
Mass Production of Individualized Services: Machine Politics in Hong Kong (In English)(大量提供個人化服務:香港的「機器政治」) 文章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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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機器的建立,是為了利益分配、爭取支持和影響選舉結果。現有的文獻認為政治機器一般會籠絡貧窮與教育水平低的選民,因為他們的選票相對便宜。本論文以香港為例,審視當地的執政聯盟有多大程度在選舉中利用非政策綱領的利益(non-programmatic benefits),來爭取貴得難以收買的選票。通過訪問當地的議員和分析2015 年《香港選舉研究》的數據,我們發現(1) 親北京的政黨傾向提供高度個人化的服務;(2) 需要這些個人化服務的市民,一般都不貧窮;(3) 因為不能監控個人如何投票,親北京的政黨只能利用服務和利益來影響收益者投與不投的決定,而不是投給誰的選擇。這些發現反映親北京政黨長期的得票增長,是來自他們回應了特定選民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