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代變遷，近年來臺灣面臨單底冊電話樣本的涵蓋誤
差日益增大問題，不論市話調查或手機調查；而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施行應
可有效降低此一缺失。惟有關雙底冊電話調查的資料合併策略與加權處
理，當下臺灣學界仍莫衷一是。本文旨在利用臺灣學界甚少觸及的變異數
與偏差，以2020年雙底冊電話調查的實務資料，來評比各類型雙底冊調查
的合併組合在各種加權策略下的加權效果，包括重疊設計與篩選設計；此
外，本文也進一步探討非等比例樣本配置的雙底冊電話調查在資料推估上
的差異，提供實務應用參考。
本文分析結果顯示：1.在雙底冊各自具有完整代表性且樣本數近乎等
比例的條件下，採用一般的母體人口特徵變項來校正加權，不論是使用重
疊設計或篩選設計來合併，因加權而增加的變異並不大，且僅事後分層組
合估計的樣本估計值與其他合併組合有所差距。2.若雙底冊的樣本採用不等比例配置，以一個完整代表性底冊搭配另一個僅具有1/3或1/2樣本數的底冊，利用篩選設計、重疊設計的直接合併及有效樣本數合併等三種方式進行比較後發現，因應加權所衍生的加權耗損不大，而彼此之間在樣本估計值上的差異也很小。

以前臺灣在政治精英之間才出現的對立，已延伸到一般群眾裡。尤其在總統選舉時，選民之間以情感而非政策立場的對立，已影響臺灣過去五屆總統選舉的結果。本文以「負面黨性」作為觀察臺灣社會「情感極化」的指標，佐以2004至2020年總統選舉，檢證負面黨性對臺灣總統選舉結果的作用。我們發現自2012年開始，對於特定政黨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百分比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已有4成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有負面黨性，同時給予敵對政黨有史以來最低分。另一方面，即使控制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負面黨性對臺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投票給某一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決定，不僅取決於對該政黨的認同，或對其政策的支持，選民對敵對政黨是否具有負面的評價也成為一項關鍵指標。

本文以近年來作者參與的調查研究探討雙底冊電話調查在台灣執行時衍生的諸多議題，包括一些已經解決和正在探索的部分成果，以及後續的努力方向。資料分析以調查結果和底牌（選舉投票結果）或類底牌（公民投票結果）的差距來驗證各種資料處理及估計方式的成效，並解釋雙底冊電話調查各種處理方式的利弊得失。
資料分析首先提出雙底冊電話調查各種資料併檔方案的選擇，包括（一）住宅電話為主、手機為輔，（二）手機為主、住宅電話為輔，以及（三）兩個資料檔依據唯住宅電話、兩者都用、唯手機三個電話使用族群結構比例的估計併檔等。結果顯示，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樣本結構在基本人口特徵方面各有其系統性的偏差現象。在比對2016總統選舉、2018同婚公投、2020總統選舉等母體參數之後，本研究發現（一）住宅電話的原始資料估計成效最好。（二）依照戶籍資料加權之後，住宅電話資料反而惡化估計偏差，但是手機調查則估計成效略有改善。（三）手機調查受到「選樣偏誤」的影響，不但本身造成過度偏離母體參數的估計，還拖累和住宅電話併檔後的估計成效，使得雙底冊調查彌補涵蓋率缺失的善意功能得到「得不償失」的後果。
本文也期望後續研究可以往（一）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中「兩者都用族群」的異同，（二）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模式效應，及（三）雙底冊電話調查在選舉研究之外其他領域的應用成效等方向發展。

本文從類型學的視角分析二次政黨輪替後臺灣民眾民主態度的變動，並結合現代化典範的「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解釋以釐清「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本文以TEDS在2008至2016年三次總統選後的調查為經驗基礎，實證研究發現如下：首先，民主批評者的比例在不同年度皆相當穩定，其他類型分佈則隨選舉結果而變動。其次，不同類型的比較證實臺灣的批判性公民確實出現部分批判性傾向的特徵，但這些特徵並不如預期地集中在年輕人身上，反而是年紀較長的民眾。再者，「選舉輸家傾向是批判性公民」的解釋僅在綠營選民面對敗選的脈絡下才成立；當藍營選民敗選時，則選舉輸家將傾向成為對民主正當性有負面意涵的民主離異者。總的來說，臺灣批判性公民的態度來源揉合了批判性傾向、選舉輸家的解釋。本文的發現反映了臺灣二次政黨輪替後的民主正當性持續往深化方向發展，但年輕公民的態度與選舉競爭的作用，卻也為我國的民主正當性前景帶來隱憂。

同性戀者人權及同性婚姻行政程序涉及國家重要政策，相關的討論在各領域也獲得不少關注。以往臺灣研究同性戀的文章常以質化方法進行，近年開始從量化、民調的研究途徑著力。然而對不少民眾來說同性戀仍屬於較為敏感的議題，故受訪時可能為了迎合社會規範而不願表達真實意見，致使同性戀觀感的民意調查結果與實際情況產生落差。故本文結合列項實驗與網路調查，通過列項問題更準確地了解臺灣民眾對同性戀民代的接受程度，並藉由比較列項問題與直接問題之結果，檢測同性戀議題在民調時是否存在社會期望偏誤；最後利用列項問題檢視過往研究中影響同性戀接受程度的因素，在今日臺灣是否仍發揮著影響力。分析結果顯示：（一）受訪民眾對同性戀接受程度超過七成；（二）直接與間接問法在同性戀接受比例上無統計之顯著差異，亦即受訪民眾對同性戀的態度未因社會壓力而扭曲；（三）個人特質、宗教信仰與政黨認同等因素，仍影響著今日民眾對於同性戀的態度。

本文藉由分析我國民意調查資料，旨在檢視臺灣民眾對於美國與中國兩者之間，結盟國家的選擇偏好。本文驗證一般民眾在選擇國家結盟對象的兩個研究假設：首先為對於美國與中國認知的「雙歧」(ambivalence) 態度，其次為評估兩個國家何者更具影響力。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選擇中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1.7%)，與支持美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4.5%) 頗為接近。依據實證資料，泛藍支持者與傾向中國統一者較偏好選擇與中國進行結盟，與此同時，認同自己為臺灣人與支持臺灣獨立者較不偏好選擇中國為結盟對象。本文採取「勝算對數模型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統計數據顯示，保持雙歧態度的民眾較傾向選擇中國作為結盟對象；相關數據證實，另一項研究假設亦具有相當解釋力，亦即一般民眾判斷哪個國家更具影響力的認知，是左右他們選擇結盟對象與否的重要考量。

近年來，隨著唯手機族日增，傳統住宅電話調查面臨了涵蓋率不足的問題，執行手機與住宅電話的雙底冊電話調查便成了必要之舉。進行雙底冊電話調查需要決定樣本如何配置，而配置方式又與權數效應和調查成本有關。準此，本研究依據既有成本比較研究中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每單位完訪成本比，以及從「數位國情調查」的雙底冊電話調查結果所估計出來的權數效應，試著在調查成本固定的情況下，找出權數效應最小，也就是有效樣本規模最大，讓估計精確性最佳的手機與住宅電話樣本配置。結果顯示，在最常見的住宅電話加上唯手機族之雙底冊電話調查中應配置64.18% 的住宅電話以及35.82% 的唯手機族樣本。此外，本研究還進一步將此類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樣本配置通式化，使得唯手機族的樣本數成為調查成本與電話使用習慣的函數，讓研究者在規劃這類的雙底冊電話調查時，可依不同的情況代入相關參數後得到有效樣本規模最大的樣本配置。

問卷調查係為了探詢受訪者對特定議題之意見、態度或行為，不但受訪者本身所擁有的相關訊息多寡可能影響其回答意願，題目與選項的設計型態也會左右受訪者的回答模式。有鑑於實務上大多數的問卷調查常囿於調查成本與問卷長度的考量，無法針對同一概念採取多元的題型設計，以確認受訪者在不同題型設計下的回答模式。因此，本研究乃採取實驗設計方式，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的政治知識測量題組為例，依據：(1)「開放VS. 封閉」的題型設計，(2) 是否提供「無反應」選項，設計成四種不同版本的問卷題目。以大學生為施測對象，採取「後測控制組設計」(posttest-only control-group design)，將不同問卷版本依實驗設計原理，隨機發放給學生填答，共計回收1,110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結果有幾個發現：(1) 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設計的確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回答模式，封閉型的題目設計有助於增加受訪者的答對比例，同樣也會產生高於開放型題目的答錯率；(2) 開放型的題目設計，因無選項可供參考，也會降低受訪者的回答意願，因而有較高的無反應比例；(3) 藉由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組合設計，可以較為精確地估計Mondak(1999) 所建構之受訪者類型，但各類型的比例組合會因政治知識測量題目的難易而產生較大的變動。

隨著資通訊技術的進步與人們生活型態的轉變，使得傳統住宅電話調查面臨愈來愈多限制。尤其在資通訊載具（如手機、網路電話及 App等）漸趨多元的情況之下，單一調查工具涵蓋率不足的問題逐漸明顯，而如何確保樣本代表性和對母體推估的準確性則成為當代電話調查最嚴峻的挑戰。為補救代表性的問題，過去台灣電話民調實務界主要是使用戶籍資料作為加權的依據。但愈來愈多的研究證實，這樣的方式不僅過度簡化不同人口特徵族群的差異性，且無法解決單一調查工具涵蓋率不足的問題。
爰此，本研究提出組合估計的策略，嘗試結合住宅電話與手機的調查資料，並納入不同電話使用族群的權值計算，以改善傳統單一電話調查工具在涵蓋率及樣本代表性的不足。最後，透過 2016年總統大選的電話調查資料進行檢證。結果顯示，在考量「樣本涵蓋率」的前提之下，若從整體估計差距的角度觀察，「住宅電話調查為主，唯手機族資料為輔」應是最佳的權值組合方式，而「完整的住宅電話及手機調查」與「手機調查為主，唯住宅電話族資料為輔」則是次佳的權值組合。換句話說，「最經濟又實惠」的策略就是進行住宅電話調查並搭配手機調查中的唯手機族。如此一來，所得的調查資料將可兼顧主要電話使用族群的特質，又能夠有效地降低調查的成本。

國內以原住民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較為缺乏，且普遍為附屬於全國抽樣當中的小樣本分析，其主因在於台灣原住民人口數量較少，約僅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2%，輔以其地理分布相當不均勻，以及相當數量的原住民因為生計因素而有工作／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不同的情形，致使傳統調查方式，無論面訪或電訪，都有難以解決的抽樣困難。然而近年來，國內民意調查日益普遍，學術與民間調查機構已經累積數量極為龐大的電話調查成功樣本，其中包含大量的漢人樣本與一定比例的原住民樣本。若能取得這些「原本不是以原住民為母體，卻包含原住民的成功樣本」，將混雜埋藏於大量「無用」資料當中的「有價值資料」給挖掘出來，應能直接發掘篩選出所需要的原住民樣本，節約成本而解決前述抽樣困難。
有鑑於此，研究團隊與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合併 2007年迄今（ 2013年 3月）該公司所執行抽樣範圍為全國的原住民電話訪問成功樣本成為原住民電話資料庫，以為調查之用。初步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雙重抽樣方法所整併的電訪樣本資料庫進行電話調查，所獲得之成功樣本特徵與官方人口統計中的原住民母體特徵近似。同時，納入跨年度的原住民電話資料，能夠更有效地提升前述原住民電話資料庫的蒐集範圍，並降低樣本取得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