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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特質與政黨情感好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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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政黨情感好惡差距為指標,觀察台灣社會大眾的政治分歧程度。有別於過去文獻,本研究使用人格特質為主要解釋變數,驗證其是否會對政黨情感好惡的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研究採用電話訪問法,總計成功蒐集有效樣本1,601份。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包括人格特質對於形塑國、民兩黨情感好惡的直接效果與調節效果。研究發現審慎性對於政黨情感好惡具顯著直接效果,審慎性愈高者,傾向對於國、民兩黨情感好惡差距愈大。此外,實證資料也發現,三項人格特質皆具顯著的調節效果,外向性、審慎性愈高者,會提升政黨認同強弱度對國、民兩黨情感好惡差距的影響力;而宜人性愈高者,則會降低政黨認同強弱度對國、民兩黨情感好惡差距的影響力。
議題重要性的認知與對施政評價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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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理性抉擇途徑探討民眾的政治態度或行為,議題立場無疑是一項重要的解釋變數,但過去研究卻都忽略了,民眾對議題的重要性認知可能存在的中介影響效果。本文假設,當民眾認為該議題相對重要時,較容易確立自己及政黨在該議題上的位置,同時拉大主要政黨的立場差距,進而影響其政治態度的形塑。
對此,本文利用民意調查資料,探詢台灣民眾對「兩岸統獨」及「核能發電」兩項議題重要性認知的影響,並檢證其對形塑政府施政評價的中介效果。整體而言,本文資料分析的結果支持前述假設。不過,假設成立與否,仍須視議題屬性而定,當議題屬於長期僵化且難以解決時,將會削弱議題重要性對政治態度形塑的中介影響力。
對此,本文利用民意調查資料,探詢台灣民眾對「兩岸統獨」及「核能發電」兩項議題重要性認知的影響,並檢證其對形塑政府施政評價的中介效果。整體而言,本文資料分析的結果支持前述假設。不過,假設成立與否,仍須視議題屬性而定,當議題屬於長期僵化且難以解決時,將會削弱議題重要性對政治態度形塑的中介影響力。
競選期間選民對候選人評價的變化:以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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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選期間,隨著投票日的接近,選民暴露在資訊愈趨多元與豐富的政治環境中,同時也因選情逐漸緊繃,各項競選策略紛紛出現,強化台灣政黨對立的政治氛圍。這意味著選民的政治態度將隨著投票日的到來,不但立場愈明確、好惡更明顯,同時也將與自身的政黨認同更為緊密連結。本文以 2012年台灣總統選舉為例,利用選前「滾動式橫斷面電話訪問」 (rolling cross-sectional telephone interview),針對選民的候選人評價進行分析。研究發現,隨著競選活動的進行,愈接近投票日,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感好惡確實愈趨明確與對立,尤其對於關注選舉的選民愈是如此。此外,選民對候選人的情感好惡,乃至於對總統施政滿意度,也隨著投票日的接近,與自身政黨認同的關連性顯著提升,證實了競選期間政黨認同影響力的強化。
從政黨情感溫度計解析台灣民眾的政治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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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台灣藍綠對立衝突不斷,是否意味台灣的政治競爭已出現兩極化的現象?本文將從民眾的政治態度出發,藉由 1996至 2012年五次總統選舉選後的民意調查資料,建構台灣民眾政治極化的測量方式,同時檢視政治極化的程度與趨勢。研究發現,即便兩岸統獨議題是台灣最主要的政治分歧,但台灣民眾的政治極化並非是狹義的在統獨立場上呈現兩極分布,而是廣義的在藍綠黨性之間存在相互敵視與對立。這種極化態勢自 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開始升高,於民進黨執政期間最為嚴峻, 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後則出現緩和的趨勢。
至於在形塑民眾政治極化的原因上,民眾的黨性及其政治涉入程度具顯著的影響力,當民眾的黨性愈強、政治涉入的程度愈高,其藍綠對立的政治極化態勢愈明顯。此外,民眾的年齡愈長、教育程度愈低,也因其政治態度愈穩固,或較傾向情緒性的政治思考,以致有顯著偏高的政治極化結果。至於選舉輸家是否比選舉贏家有更強烈的藍綠對立極化心理,則有待後續藉由更長期的民意調查資料進行檢證。本文的研究發現也意味著,要緩和台灣藍綠對立的政治極化,並非政治菁英或民眾調整其議題立場,而是政黨、政治人物或媒體應避免以煽動或渲染方式動員群眾,民眾更應提高公民素養,以理性取代激情來進行政治思考。
至於在形塑民眾政治極化的原因上,民眾的黨性及其政治涉入程度具顯著的影響力,當民眾的黨性愈強、政治涉入的程度愈高,其藍綠對立的政治極化態勢愈明顯。此外,民眾的年齡愈長、教育程度愈低,也因其政治態度愈穩固,或較傾向情緒性的政治思考,以致有顯著偏高的政治極化結果。至於選舉輸家是否比選舉贏家有更強烈的藍綠對立極化心理,則有待後續藉由更長期的民意調查資料進行檢證。本文的研究發現也意味著,要緩和台灣藍綠對立的政治極化,並非政治菁英或民眾調整其議題立場,而是政黨、政治人物或媒體應避免以煽動或渲染方式動員群眾,民眾更應提高公民素養,以理性取代激情來進行政治思考。
民眾對立法委員選舉之政黨不分區名單的認知與影響:以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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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首度採取「單一選區兩票並立制」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 MMM)。選民同時握有兩張選票,一票投給區域候選人,另一票則是投給政黨。理論上,選民對政黨票的投票抉擇,應該考量各政黨提名名單的良窳,做出最終的 投票決定。只是在政黨的實際政治操作,及多數民眾並不瞭解新選制內容的情形下,民眾對主要政黨不分區名單的認知情形如何?能否對名單做出印象偏好?尤其對 政黨票的投票抉擇是否具有影響力?本文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在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後,所進行的全國面訪計畫(TEDS2008L)進行分析。 結果發現,台灣民眾對主要政黨不分區名單的認知程度並不高,也有近半數民眾對不分區名單不具印象偏好。但即便如此,當民眾對某政黨不分區名單的認知程度提 高,或是對某政黨名單有較佳的印象時,即有顯著偏高的機率將票投給該政黨。這顯示,政黨 若提高不分區名單的素質並加強宣傳,將有助爭取民眾的選票支持。
施政表現在不同層級地方選舉中的影響: 2009年雲林縣縣長及鄉鎮市長選舉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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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公平的選舉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透過定期改選,民眾依據執政者的施政表現決定投票意向,即是責任政治的展現。而依據學理探 討,政府的施政表現在不同層級的地方選舉中,對選民的投票抉擇應有 不同的影響。在層級較高的選舉,中央政府施政表現的影響較大;而在地方基層選舉,地方政府施政表現的影響力則應相對較高。本文以 2009年雲林縣縣長及鄉鎮市長選舉為例,利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 查」於選後所進行的面訪調查資料進行檢證。結果發現,選民在縣長選 舉的投票抉擇上,不論是對中央政府或縣政府的施政表現評價,皆具有 顯著的影響效果。但在鄉鎮市長選舉方面,中央政府或縣政府的施政表現評價,則皆不具顯著影響力,甚至政黨認同的解釋力亦大幅下降。作者認為這主要是因為地方選舉型態的特性,以及此次選舉雙方實力差距 懸殊的結果導致。此外,本研究也突顯出地方派系在地方基層選舉運作 上的影響力不容忽視。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之政黨認同測量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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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為例,檢證其政黨認同的測量方式,在認同強弱度上與選民的相關政態度及政治行為是否符合「遞移性」的假設;其次,以個別政 黨喜好差異來檢證選民在認同方向上是否具有「多面向性」;最後,嘗試建構單一面向的「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以提高選民投票行為的解釋力。研究結果顯 示,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的政黨認同測量方式,在認同強弱度的測量與分類上,不論與選民的政治態度、政治涉入還是投票行為上,皆符合遞移性的假設。而在多 面向的檢證上,則有二成以上的選民同時給予兩個以上政黨相同最高的喜好分數,尤其是以泛藍或泛綠政黨評價一致最高最常見,此外,以政黨喜好差異來進行測 量,將可有效降低民眾持中立態度一成以上的比例。至於本文提出以泛藍、泛綠為基礎的「藍綠政黨喜好差異指標」,不但與選民的投票抉擇有更高的關連性,其單 一面向的強弱度亦對選民投票抉擇具有更佳的遞移性,提供解釋選民投票抉擇的另一項新選擇。
「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再測信度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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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以下簡稱TEDS)2001、2003及2004P的再測信度訪問為分析對象,運用相關統計方法來探討TEDS問卷各題組間的信度為何?歷年 的訪問是否有所變化?並進一步探討影響信度檢測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TEDS問卷中的不同題組其再測信度雖有高低之別,但各題組的信度除了少數題目外, 皆能保持一定的水準,其中,民眾對事實題型的「投票意向」其前後兩次回答的一致性程度最高;其次是屬於民眾心理依附感的「政黨認同」;再者則是台灣主要政 治競爭議題的「統獨立場」及「族群認同」;民眾對於「總統候選人形象」的認知穩定性也不錯;至於前後兩次回答穩定性相對較低的,則屬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內心 態度及評價,其中包含「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施政比較」與「民主治理」。而各題組間的再測信度結果並不會隨著年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另外,在影響再測信度的因素方面,受訪者個人特質中的「教育程度」其影響力相對最顯著,教育程度愈高的民眾其兩次回答的穩定性愈高,反之,教育程度較低的 民眾,則容易在兩次訪問中改變其態度;此外,在2001及2004年的結果顯示,男性民眾比女性民眾在兩次訪問回答的態度較不穩定。其次,在兩次訪問的間 隔天數上,2001及2003年皆出現顯著的影響力,間隔天數愈短的受訪者其回答穩定性愈高,不過,歷年TEDS對於再測信度訪問所間隔的時間差距皆相當 大,故對於執行再測信度訪問的「集中抽樣」方式應可重新考量。最後,兩次訪問是否為同一位訪員,並不會影響再測信度的結果,顯見TEDS訪員皆能謹守「標 準化」的訪問方式,既使前後兩次由不同訪員來進行訪問,也不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態度。
另外,在影響再測信度的因素方面,受訪者個人特質中的「教育程度」其影響力相對最顯著,教育程度愈高的民眾其兩次回答的穩定性愈高,反之,教育程度較低的 民眾,則容易在兩次訪問中改變其態度;此外,在2001及2004年的結果顯示,男性民眾比女性民眾在兩次訪問回答的態度較不穩定。其次,在兩次訪問的間 隔天數上,2001及2003年皆出現顯著的影響力,間隔天數愈短的受訪者其回答穩定性愈高,不過,歷年TEDS對於再測信度訪問所間隔的時間差距皆相當 大,故對於執行再測信度訪問的「集中抽樣」方式應可重新考量。最後,兩次訪問是否為同一位訪員,並不會影響再測信度的結果,顯見TEDS訪員皆能謹守「標 準化」的訪問方式,既使前後兩次由不同訪員來進行訪問,也不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