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藉由分析我國民意調查資料，旨在檢視臺灣民眾對於美國與中國兩者之間，結盟國家的選擇偏好。本文驗證一般民眾在選擇國家結盟對象的兩個研究假設：首先為對於美國與中國認知的「雙歧」(ambivalence) 態度，其次為評估兩個國家何者更具影響力。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選擇中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1.7%)，與支持美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4.5%) 頗為接近。依據實證資料，泛藍支持者與傾向中國統一者較偏好選擇與中國進行結盟，與此同時，認同自己為臺灣人與支持臺灣獨立者較不偏好選擇中國為結盟對象。本文採取「勝算對數模型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統計數據顯示，保持雙歧態度的民眾較傾向選擇中國作為結盟對象；相關數據證實，另一項研究假設亦具有相當解釋力，亦即一般民眾判斷哪個國家更具影響力的認知，是左右他們選擇結盟對象與否的重要考量。

問卷調查係為了探詢受訪者對特定議題之意見、態度或行為，不但受訪者本身所擁有的相關訊息多寡可能影響其回答意願，題目與選項的設計型態也會左右受訪者的回答模式。有鑑於實務上大多數的問卷調查常囿於調查成本與問卷長度的考量，無法針對同一概念採取多元的題型設計，以確認受訪者在不同題型設計下的回答模式。因此，本研究乃採取實驗設計方式，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 的政治知識測量題組為例，依據：(1)「開放VS. 封閉」的題型設計，(2) 是否提供「無反應」選項，設計成四種不同版本的問卷題目。以大學生為施測對象，採取「後測控制組設計」(posttest-only control-group design)，將不同問卷版本依實驗設計原理，隨機發放給學生填答，共計回收1,110 份有效問卷。
本研究結果有幾個發現：(1) 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設計的確會影響到受訪者的回答模式，封閉型的題目設計有助於增加受訪者的答對比例，同樣也會產生高於開放型題目的答錯率；(2) 開放型的題目設計，因無選項可供參考，也會降低受訪者的回答意願，因而有較高的無反應比例；(3) 藉由題型和無反應選項的組合設計，可以較為精確地估計Mondak(1999) 所建構之受訪者類型，但各類型的比例組合會因政治知識測量題目的難易而產生較大的變動。

國內以原住民為對象之調查研究較為缺乏，且普遍為附屬於全國抽樣當中的小樣本分析，其主因在於台灣原住民人口數量較少，約僅占全國總人口數的 2%，輔以其地理分布相當不均勻，以及相當數量的原住民因為生計因素而有工作／居住地與戶籍所在地不同的情形，致使傳統調查方式，無論面訪或電訪，都有難以解決的抽樣困難。然而近年來，國內民意調查日益普遍，學術與民間調查機構已經累積數量極為龐大的電話調查成功樣本，其中包含大量的漢人樣本與一定比例的原住民樣本。若能取得這些「原本不是以原住民為母體，卻包含原住民的成功樣本」，將混雜埋藏於大量「無用」資料當中的「有價值資料」給挖掘出來，應能直接發掘篩選出所需要的原住民樣本，節約成本而解決前述抽樣困難。
有鑑於此，研究團隊與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合併 2007年迄今（ 2013年 3月）該公司所執行抽樣範圍為全國的原住民電話訪問成功樣本成為原住民電話資料庫，以為調查之用。初步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雙重抽樣方法所整併的電訪樣本資料庫進行電話調查，所獲得之成功樣本特徵與官方人口統計中的原住民母體特徵近似。同時，納入跨年度的原住民電話資料，能夠更有效地提升前述原住民電話資料庫的蒐集範圍，並降低樣本取得成本。

民意調查是預測選舉結果最常見的方法之一。但近年來預測市場逐漸成為另一種常見的預測機制，並有許多文獻比較預測市場與民意調查的準確度。本論文根據未來 事件交易所的交易資料和本研究彙整的民調資料，分析預測市場對台灣2009 年縣市長選舉預測結果，並對比預測市場和民調機構對於此次選舉的預測。本研究發現：對當選人預測合約，預測市場的加權平均價格對當選比率在統計上有顯著正 向影響，並且在統計上相當程度可表示為候選人當選之機率。再者，根據正確率、精準率、命中率、假警報率與貴氏比率差等五項指標，預測市場對當選人預測的能 力均高於民調機構。對得票率的預測，預測市場的預測能力在選前20 天以後便高過民調機構，而且預測市場的預測準確度會隨著合約到期日的接近而逐漸增加。不過，本研究也認為民意調查的優點在於可以協助研究者進行變項的相關 分析，所以可和預測市場同時運用，相互增強。

現代民主國家在選前不同階段，為了即時掌握民意，無論是政黨、候選人或媒體，皆會運用民意調查的方式來探索當時的民意取向，又稱之為「賽馬式」 (horse race)民調，而學術機構基於研究的興趣，亦有不少政治學者投入選舉民調的分析。這類民調所關注的焦點常是為了解候選人受選民青睞的消長趨勢，並且據以 預測未來選舉結果，但是，往往選舉結束後，當我們檢視投票結果，卻不時發現選舉民調中的贏家，最後未能勝出。是以，發展出掌握選民的投票行為變化的選舉預 測方法，瞭解並補強「賽馬式」民調不足之處即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本研究嘗試利用過去選舉經驗資料，改進單純使用民意調查結果所作之選舉預測。就預測方法論而言，本文提出的選舉預測模型乃符合貝氏統計架構。此一架構所欲 掌握的是選民投票行為中所潛藏的異質性，探索選民的投票行為昨日、今日、明日的變化。綜言之，本篇文章的研究所得價值有三：(1)本文成功應用貝塔-二項 機率分配(beta-binominal distribution)模式改進單純使用民意調查結果，發展輔助賽馬式民調預測模型，及提供作為評估該次選舉是與過去開票結果不同的「變天型」抑或是 「維持型」的預警指標；(2)採用貝氏統計觀點，加入先驗知識，建構投票行為的機率分配模型，並利用此一機率分配模型處理未表態資料，預測選舉民調中未表 態受訪者的投票意向；(3)將本研究所建立之模型應用在國內外不同選舉，檢證本模型的適用情境。其中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整體性民主黨候選人和2006年台灣高雄市長的選舉國民黨候選人的得票率預估，都獲得相當準確的效果。研究結果也同時指出若干校正不足的問題點，說明未來值得繼續發展的方向。

本文以「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以下簡稱TEDS）2001、2003及2004P的再測信度訪問為分析對象，運用相關統計方法來探討TEDS問卷各題組間的信度為何？歷年 的訪問是否有所變化？並進一步探討影響信度檢測的因素。研究結果顯示，TEDS問卷中的不同題組其再測信度雖有高低之別，但各題組的信度除了少數題目外， 皆能保持一定的水準，其中，民眾對事實題型的「投票意向」其前後兩次回答的一致性程度最高；其次是屬於民眾心理依附感的「政黨認同」；再者則是台灣主要政 治競爭議題的「統獨立場」及「族群認同」；民眾對於「總統候選人形象」的認知穩定性也不錯；至於前後兩次回答穩定性相對較低的，則屬民眾對民主政治的內心 態度及評價，其中包含「台灣民主實行滿意度」、「施政比較」與「民主治理」。而各題組間的再測信度結果並不會隨著年度的不同而有顯著差異。

另外，在影響再測信度的因素方面，受訪者個人特質中的「教育程度」其影響力相對最顯著，教育程度愈高的民眾其兩次回答的穩定性愈高，反之，教育程度較低的 民眾，則容易在兩次訪問中改變其態度；此外，在2001及2004年的結果顯示，男性民眾比女性民眾在兩次訪問回答的態度較不穩定。其次，在兩次訪問的間 隔天數上，2001及2003年皆出現顯著的影響力，間隔天數愈短的受訪者其回答穩定性愈高，不過，歷年TEDS對於再測信度訪問所間隔的時間差距皆相當 大，故對於執行再測信度訪問的「集中抽樣」方式應可重新考量。最後，兩次訪問是否為同一位訪員，並不會影響再測信度的結果，顯見TEDS訪員皆能謹守「標 準化」的訪問方式，既使前後兩次由不同訪員來進行訪問，也不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態度。

本研究探討政治學者與媒體記者在觀察預測選舉時的落差，並檢證媒體報導選戰時的基模(schema)與民眾所關心的焦點有無落差。一般而言，政治學者可以在選前數月用政黨認同、統獨立場、省籍、性別及年齡等基本變項來解釋或預測選民的投票行為，並且有基本的穩定性和準確性(Lewis-Beck and Rice,1992;Rosenstone,1983)。但是從媒體的報導角度來看，民意支持度的變化卻是隨著選戰策略及競選新聞事件而起伏，似乎民意是浮動且極難預測的。因此本文首先試圖從民意調查資料的模式中對上述現象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其次，作者想要檢驗在競選過程當中，媒體報導選戰的角度為何，及其與選民所關心的議題之間的落差。結果顯示，媒體自有一番新聞運作邏輯，其報導選舉新聞的焦點和民眾所關心的議題之間有一定的差距。

邇來，我國數個主要政黨陸續實施初選民調制度，嘗試結合黨意與民意，藉以提升勝選的機會，但此舉卻也引起相當的爭議。針對各黨實施初選民調的情形，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可歸納為：其一，初選民調獲勝的候選人並不必然在大選中具備強勢的競爭能力；其二，迄今唯有我國政黨施行初選民調；其三，政黨喪失「選才」的重要權力；其四，使得選風更加惡化；其五，初選民調將使得在職者與頗具聲望者佔盡優勢；其六，破壞黨內團結，且落敗者仍可能執意參選到底。經由分析檢證相關資料，本文以為這些論點似乎均有其不足之處。反觀，初選民調的主要作用在於確保提名人選產生的正當性，使得落敗者無法將其失敗歸咎於黨務幹部。至於無具體反應者比例偏高的技術性問題，本文以為，提高有效樣本數（譬如增至2，400個）應為改善現行初選民調的適切方式。

目前國內兩個主要的政黨，皆將民意調查作為決定政黨提名的正式機制。國內政黨在提名候選人時引進民意調查，其主要的理由有二：一是試圖縮短黨意與民意的落差，以期能提名更適當的候選人而在選戰中獲勝；二是欲藉此消弭黨內初選時賄選、買票的風氣，以及「人頭黨員」、「口袋黨員」對初選所可能造成的扭曲。本文以1998年民進黨立委提名黨內初選所首度正式採行的民意調查進行個案研究。研究結果發現，民意調查並不一定能達成上述的目的，甚至初選的成績與選舉的結果之間可能還會產生重大的落差。

本文以總體資料和抽樣調查的個體資料嘗試探索選戰實務中組織戰與文宣戰孰重的問題，企圖連結學術研究者與競選總部操盤者之間的鴻溝，勉強以傳統與現代做為兩邊的代碼，並試探以民意調查做為研判選情依據的可能性。總體資料的分析證實了組織動員的力量確實存在，不過並不構成勝負的主要關鍵，隨著時代的變遷，他們佔總選票的百分比將日漸萎縮。其次，個體性的資料分析也證實民意調查資料可以反映文宣和形象戰的成效，不過要達到良好功能還必須加入動員網絡題材和大眾傳播行為研究，此外還得配合競選策略的規劃，事先做好全程的研究設計方能竟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