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檢證臺灣民眾如何看待中國，以及他們的心理認知的社會距離，是否會影響其統獨立場。作者採取社會心理學的分析途徑，以「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與「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identity theory)作為研究架構,並輔以「關係模式理論」(relational models theory)，建構兩個變
數,其分別是：臺灣民眾將中國視為「家人關係」或「夥伴關係」，與臺灣民眾認為中國將臺灣視為「家人關係」或「夥伴關係」，從而瞭解這些民眾的統獨立場。本文採用「2019年中國印象」電話調查資料,將民眾劃分為四種類型，以「關係認知」作為「社會距離」的代理變數，藉由「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探討四種類型與統獨立場的相關性。實證資料顯示，關係認知越近的民眾，越傾向統一；然而，關係認知越遠的民眾，卻不必然會傾向獨立。這印證社會認同理論和諸多實證研究的經驗：當個人認知的社會距離較近，選擇接納其他團體時，傾向將其他團體視為「內團體」(ingroup)，並產生互惠的期待與較強烈的意見表達；另一方面，當個人選擇疏遠其他團體時，傾向將其他團體歸類為「外團體」(outgroup)，卻不必然會貶低其他團體,而在統獨問題上採取較為模糊的立場。

本文藉由分析我國民意調查資料，旨在檢視臺灣民眾對於美國與中國兩者之間，結盟國家的選擇偏好。本文驗證一般民眾在選擇國家結盟對象的兩個研究假設：首先為對於美國與中國認知的「雙歧」(ambivalence) 態度，其次為評估兩個國家何者更具影響力。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選擇中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1.7%)，與支持美國作為盟友的比例(44.5%) 頗為接近。依據實證資料，泛藍支持者與傾向中國統一者較偏好選擇與中國進行結盟，與此同時，認同自己為臺灣人與支持臺灣獨立者較不偏好選擇中國為結盟對象。本文採取「勝算對數模型分析」(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統計數據顯示，保持雙歧態度的民眾較傾向選擇中國作為結盟對象；相關數據證實，另一項研究假設亦具有相當解釋力，亦即一般民眾判斷哪個國家更具影響力的認知，是左右他們選擇結盟對象與否的重要考量。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first-tier world power is a critical issue both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but what is often overlooked is how more frequent interaction with China influences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is aimed at assessing two competing approaches, ＂contact＂ theory and ＂group threat＂ theory, in an effort to understand how exposure to and contact with China influence Taiwanese citizens' impressions of China. More specifically, it focuses on how,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develop, the public in Taiwan may either have positive views or negative feelings toward China. Methodologically,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measurement of contact (exposure to China) employed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the paper uses a subjective measurement of contact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with China). This study analyzes both individual-level and aggregate-level datasets in the models; in doing this, it takes advantage of a 2014 nationwide telephone survey and considers the effects of the regional context. The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subjective measurement shows more variance in public opinion on China than the objective measure, and the contextual variables exert conditional influences upon Taiwanese people's overall disposition toward China. The results by and large confirm the validity of contact theory, but also indicate that it is too simplistic and straightforward, and therefore in need of revision. The data reveal that greater exposure is not enough to foster greater trus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t is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interact that creates more favorable impressions.

中國崛起成為世界重要的強權國家，就政治和經濟而言，這無疑是個關鍵課題，然而與中國更多的交流互動如何影響民眾觀感，這項議題仍有待探索。本文旨在檢證兩個相互競逐的觀點，亦即「接觸理論」(contact theory) 和「團體威脅理論」(group threat theory)，以試圖瞭解兩岸交流互動如何影響臺灣民眾對於中國的印象。更確切地說，本文聚焦於，隨著兩岸接觸益形頻繁密切之際，臺灣民眾對於中國的整體觀感，究竟產生正面效果還是負面認知？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了沿用既有學術文獻使用的客觀接觸測量（前往中國的次數）之外，本文採用主觀接觸測量（與中國互動的意願）。在研究模型方面，本文分析個人層級和集體層級的資料；前者為2014 年全國電話調查數據，後者則是縣市地區的脈絡效果。實證資料顯示，主觀接觸測量比客觀接觸測量更能解釋民眾的中國觀感；其次，地區脈絡變數對於臺灣民眾對於中國的整體認知，也有若干的解釋效果。整體而言，研究結果支持接觸理論的適用性，儘管如此，本文認為，該理論可能有流於簡化和直觀之虞，因此有其修訂之必要。相關數據證實，徒然增加雙方往來的頻繁次數，並不足以促進兩岸的信任和合作；反之，提升交流互動的主觀意願，始有助於提升彼此的正面觀感。

本文利用「動態追蹤資料模型」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中的「兩階段最小平方法」 (two-stage least squares)，檢證影響臺灣投票穩定與變遷的各項因素；其中，本文特別關注， 2008年第七屆立法委員選舉制度改革，對於投票行為的衝擊。觀測時間為 1998年至 2012年五次立委選舉，研究對象為全臺 364個鄉鎮市區，樣本數為 1,820筆觀察值。資料來源有二：一是中央選舉委員會建置的選舉資料庫；二是各縣市政府出版的《統計年報》。實證結果顯示，選舉制度改革、選舉制度類型、性別、教育，以及公職人員比例等五個變數，是影響「投票變動指數」 (vote volatility index)的重要因素。此外，總體經濟環境、投票習慣與地理區位，也是關鍵影響因素。整體而言，本文的量化實證結果，支持「杜弗傑法則」 (Duverger’s Law)與「自我實現的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即選制改革對投票穩定與變遷，具有長期且深遠的影響。本文的學術貢獻有三：第一，本文論證選舉制度、政黨體制，以及投票穩定與變遷三者間的互動關係。第二，測量臺灣立委選舉的投票穩定與變化度，可供政治實際運作參考。第三，迥異於既有文獻採用「質化與受限依變數模型」 (qualitative and limited dependent variable model)，本文引入動態追蹤資料模型，檢證選制改革對投票穩定與變遷的具體效應。換言之，本文的研究發現可作為選舉研究的補充。

本研究旨在探討，在不同的人際互動關係之下，是否會影響民眾的政治表達？不同於以往研究政治參與偏重的「社會人口因素」 (socio-demographic factor)與「政治動員」 (political mobilization)等解釋途徑，本文援引「交叉壓力」 (cross-pressures)作為研究架構，分析在 2008年立法委員競選期間，個人處於交叉壓力之下，特別是自己的政治立場與其他家人不同時，對於意見表達的影響。作者採用「 2005年至 2008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 (III)：2008年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 (TEDS2008L)資料，將民眾區分為四種類型，以「政黨認同」 (party identification)作為「意見表達」的代理變數，利用「雙變數交叉分析」 (cross-tabulation analysis)與「多項勝算對數模型」 (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檢證，探討四種類型選民與政黨認同意見表達的相關性。研究結果顯示，在考量其他變數的效應之下，四種類型民眾與意見表達的關係，大致相符 研究預期。換言之，儘管若干民眾抱持特定政治偏好與立場，然而受到交叉壓力的影響，因此在面訪調查時，往往委婉拒絕表達政治態度或者表示其政黨偏好，並回 答不支持任何朝野政黨，而被歸類為屬於政治中立的獨立選民。這印證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在社會人際網絡中，較能處理交叉壓力的選民，其從事政治表達的機 會較高；反之，較無法處理交叉壓力的選民，其直接表達政治立場的可能性較低。

邇來，在民主化研究領域中，「威權懷舊」（authoritarian nostalgia）儼然成為一項新興的研究議題。本研究以此觀點切出，探討台灣民眾對於當代政府與蔣經國政府施政的比較評價。作者擷取「2002年至 2004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三年期研究規劃（II）：民國九十二年民主化與政治變遷民調案」資料，利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將施政評價區分為「政治人權」與「經濟社會」兩個面向，並以「多項勝算對數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進行檢證。實證結果印證本文所提出的威權懷舊研究假設：經歷民主轉型之後，民眾對於當代政府與蔣經國政府的施政評價，基於不同政治與社會議題 而呈現顯著差異。相較於蔣經國執政時期，約六成民眾認為在政治人權方面有所進步，然而亦有六成民眾認為在經濟社會方面較為不足。其次，年輕族群、教育程度 較高、政治知識較為豐富、台灣人認同者、偏向台獨立場，以及泛綠認同者傾向認為，現今政府在政治人權方面有較佳的施政表現。相對地，在經濟社會方面，中國人認同者、偏向統一立場，以及泛藍認同者則認為，當前政府的施政作為顯然亟待改善。在結論中，本文不僅摘述實證分析要點，並提出威權懷舊的研究意涵。

無論何種選舉，未獲政黨提名者皆有參選的動機，面對與政黨候選人相互較勁的權衡之下，未獲政黨提名者可能持續參選到底，或者決定退出選戰。本研究旨在探 究，在政黨進行嚇阻策略情況下，基於何種理由，未獲政黨提名者將選擇參選到底，抑或即刻退出選舉。作者以為，無論政黨或者是參選人，皆為考量選舉「成本」 （costs）與「效益」（benefits）而進行「理性抉擇」（rational choice）的決策個體，當參與競選所必須投入的固定成本超過預期效益時，未獲提名者將不會選擇參選。鑑此，本研究利用「三階段賽局模型」 （three-stage game model），處理政黨面對未獲提名者決定參選時，政黨的最佳策略均衡。其結果顯示，若是政黨無法以嚇阻有效勸退未獲提名者，進而以其所擁有的「票源實 力」（vote capacity），展開對未獲提名者進行抵抗行為時，政黨將清楚地知道，對未獲提名者進行抵抗，會比容忍其參選更為不利，因此政黨不會採取抵抗行為；於 此同時，未獲提名者也會識破政黨的抵抗乃是一種「不可信的威脅」（incredible threat），毅然決定參選形成攪局。

本研究旨在探討，何種情境或者條件之下，得以提升弱勢族群的政治參與程度？迥異於以往對於族群政治的「社會經濟模型」與「心理認知因素」解釋途徑，本文嘗 試援引「賦權理論」（empowerment theory）為研究架構，分析2001年縣市長選舉中，客家菁英「政治賦權」（political empowerment）對於客家選民「政治信任」（political trust）與「投票參與」（voting participation）的影響。作者採用「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資料，利用「雙變數 交叉分析」、「有序勝算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以及「勝算對數模型」（logit model）進行檢證。研究結果顯示，「政治賦權」環境效應對於客家族群的政治參與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的解釋力。這印證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設：在客家籍縣市 首長執政的地區，客家族群的政治信任愈強，而且其投票參與程度愈高；反之，在閩南與外省籍縣市首長執政的地區，客家選民的政治信任與投票參與程度較低。結 論中，本文摘述研究要點，並提出未來研究方向與建議。

近年來，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屬不同政黨所掌控的「分立政府」(divided government)似乎已逐漸成爲我國各級政府的常態。鑑於分立政府的理論意涵及其對於實際政治運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本文嘗試探索形成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的成因。直言之，選民是否蓄意投票支持不同政黨的總統與立法委員，企圖使得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分別由不同朝野政黨掌握而相互制衡；或者，選民投票行爲是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但卻無意間促成分立政府的出現。本文嘗試參酌相關文獻著作，綜合各家觀點，橐整研究脈絡，以作爲探討我國選民投票行爲與中央層級分立政府研究的基礎。本文分析「2001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研究：民國九十年立法委員選舉全國大型民意調查研究」資料，探討選民個人的分立政府「分權制衡」心理認知等變數，是否對其投票穩定度有所影響。研究結果顯示，選民的省籍、政黨認同、族群認同，以及分立政府制衡觀念等因素，係影響其投票穩定程度，進而形成我國中央層級分立政府的重要變數。

邇來，我國數個主要政黨陸續實施初選民調制度，嘗試結合黨意與民意，藉以提升勝選的機會，但此舉卻也引起相當的爭議。針對各黨實施初選民調的情形，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可歸納為：其一，初選民調獲勝的候選人並不必然在大選中具備強勢的競爭能力；其二，迄今唯有我國政黨施行初選民調；其三，政黨喪失「選才」的重要權力；其四，使得選風更加惡化；其五，初選民調將使得在職者與頗具聲望者佔盡優勢；其六，破壞黨內團結，且落敗者仍可能執意參選到底。經由分析檢證相關資料，本文以為這些論點似乎均有其不足之處。反觀，初選民調的主要作用在於確保提名人選產生的正當性，使得落敗者無法將其失敗歸咎於黨務幹部。至於無具體反應者比例偏高的技術性問題，本文以為，提高有效樣本數（譬如增至2，400個）應為改善現行初選民調的適切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