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係從質化與量化兩種方式，進行台北縣地方派系與黑道的互動關係研究。從質化分析來看，台北縣的黑道幫派與地方派系之間確實存在著恩庇侍從關係。黑道幫派與地方派系不僅平常就從事生意上的結合，選舉時更是候選人在買票拉票、綁樁及固票的重要助手。但是，地方派系與黑道幫派之間的結合，兩者並非二而一，一而二的綜合體。台灣地方琡的主體仍是一般政治人物，不是黑道。其次，從量化分析中，也可以看黑道與得票率之間的顯著相關，足以再次證明黑金琡的嚴重性。但是，從派系、政黨與黑道三者和得票率之間不具顯著相關來看，某些特定政黨和地方派系，不必然會爲黑道參選有加分效果；同樣地，黑道所以能當選，借助的是幫派份子的力量，顯然政黨和派系對他們也不能産生加分效果。從量化研究上來看，政黨和派系如果願意和黑道幫派劃清鴻溝，對一已之政治實力，影響應該不會很大。

現有關於台灣地方派系的研究，似乎遗漏了對於離島地區派系政治型態的深入探討；另外有關地方派系沒落的問題，過去也一直較少討論。本研究即試圖採取歷史結構的研究途徑，運用深度訪談的田野調查資料與歷史文獻的佐證，來探討澎湖地方派系的形成與沒落。主要的研究發現包括：（一）澎湖地方派系的形成，乃是地方社會既存的群體組織差異性，隨著自治選舉的競爭，逐漸產生派系抗衡的型態；同時，由於軍事統治力長期掌控縣長職位，使得派系間僅能以省、縣議會議員選舉作為其競爭的場域。（二）由於澎湖地方資源利益的稀少性，以致派系本身欠缺穩固的體系結構，因此，當派系領導人更迭，或是派系成員的利益交換衝突時，便會造成派系的分裂與重組。（三）八○年代澎湖傳統政治派系，無法適應新興商人政治的崛起，而逐漸喪失地方影響力，也因為澎湖解嚴前並未出現政治反對勢力，使得地方派系作為國民黨夾殺反對勢力，所形成的共生結盟關係並不存在，地方派系勢力因而衰退。

一般認爲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爲地方派系所氫持，成爲地方派結構中的一個重要部份。本研究亦以爲，擔任鄉鎮市調解委員具有三種利益，包括：政治利益、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所以，地方派系極力爭取鄉鎮市調解委員職位。據此，本研究以「台北縣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的互動關係」爲主題，進行地方派系與鄉鎮市調解委員會關係模型的統計，以及對相關人十的深度訪談，試圖以量化與質化並重的方式，期對台灣地方派系的模型測試能再加以精锳鋉，以供研究台灣地方派系的專家學者，能複制對其他個案的研究。

許多人認為，台灣幾十年來的地方政治實際上就等同於地方派系政治。欲探討台灣地方政治的發展，就必須先對地方派系的運作有所了解。多年以來，國內學術界經常以「侍從主義」的詮釋觀點與理論架構，來分析光復後到解嚴前，國民黨與地方派系的結盟型態，以及地方派系的運作方式。然而自解嚴以後，隨著威權體制的解構與民主轉型，地方派系與國民黨之間的互動、以及地方派系本身的體質與運作方式，都產生了結構性的轉變。傳統的「侍從主義」，已無法完整解釋解嚴後台灣地方派系的運作。而民國八十六年七月第四階段修憲中通過的「精省」條文，所導致地方政治結構性的轉變，更可能會對未來地方政治生態─尤其是地方派系的發展─造成重大的衝擊。在本論文中，即試圖由探討地方派系在台灣選舉與政治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出發，進而探索修憲「精省」後，對地方派系，乃至於未來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所可能造成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