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growing body of cross-national studies has examined the ideological con-gru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found that those citizens whose is ideology close to the winning party tend to be satisfied with democracy in their country. We extend the causal story of ideological congrue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s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socio-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citizen satisfaction, we highlight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and ideological congruence. We find that both factors contribute to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Our empirical evidence not only confirms the extant literature but also suggests that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has a larger influence in both democracies that use different election systems. This result has to do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majoritarianism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may produce coalition governments that locate ideology at the median voter. Therefore,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primarily depends on if the government being controlled by its citizens.

以前臺灣在政治精英之間才出現的對立，已延伸到一般群眾裡。尤其在總統選舉時，選民之間以情感而非政策立場的對立，已影響臺灣過去五屆總統選舉的結果。本文以「負面黨性」作為觀察臺灣社會「情感極化」的指標，佐以2004至2020年總統選舉，檢證負面黨性對臺灣總統選舉結果的作用。我們發現自2012年開始，對於特定政黨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百分比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已有4成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有負面黨性，同時給予敵對政黨有史以來最低分。另一方面，即使控制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負面黨性對臺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投票給某一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決定，不僅取決於對該政黨的認同，或對其政策的支持，選民對敵對政黨是否具有負面的評價也成為一項關鍵指標。

本文以2000至2021年間的焦點團體及深入訪談等質性資料，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雙重認同）」的定義與意涵，以釐清民眾認同的標的及界限。分析的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認同內容，持續且集中在以台灣為中心的我群意識；與中國的原生聯繫雖然持續存在，但大多僅被視為客觀事實，無法產生或轉換為我群的認同意識；變化較大的是大中國意識的認同內容，已幾乎完全消失在民眾的論述中。從認同界限的觀點而言，本文的資料明確顯示許多台灣民眾己經將台灣／中華民國視為我群、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他群，此種認同意識的產生，也標示著認同界限的變化，是台灣認同進入「國家認同」階段的佐證。而國家認同意識的逐漸清晰與升高，也讓台灣認同隱然有形成集體認同的傾向。

民粹主義是一種深藏在民主社會中的極端現象，也是許多不同概念所構成的一種侷限性的意識形態，它會影響人民對政治菁英的態度，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本文以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為基礎，分析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與補選的投票情形。民粹主義在兩次不同時期的投票中，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並且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是否會因為他們的人口背景以及政治態度的不同而影響。

本文以兩筆資料進行罷免與補選的投票分析，一是蔡佳泓主持，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投票研究」，另一份是陳陸輝主持的「台灣選舉民主化調查」，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長補選案電訪」。研究發現，在罷免時期，民粹主義會受到選民的年齡與學歷的影響；在補選時期，民粹主義傾向會受到選民的政黨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學歷及職業的影響。另外，高雄市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不會影響他們的罷免投票抉擇，韓國瑜的施政滿意度是選民投下罷免票的主要原因；在補選時，民粹主義傾向愈低的選民會投給陳其邁，但民粹主義不會影響選民投票給李眉蓁。韓國瑜雖然在補選時有幫忙李眉蓁造勢，但並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觀察臺灣近年選舉過程中，政黨間常協商共同合作的可能性，經雙方協調後各政黨可選擇合作與否。本文建立三政黨賽局模型，分析單一席次選舉中，相對小黨在何種條件下願意與實力較強的大黨合作競選，並討論各黨決策的合理性。根據均衡結果得出，只有當滿足一定的合作利益條件時，才會產生政黨合作情形，合作對象亦不侷限於實力最強的政黨。另外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存在一組分離均衡，其中強者s型態與弱者w型態大黨的政黨實力差距愈大時，小黨愈容易與w型態的大黨合作競選，此外，若小黨無競選成本時，將不會有政黨合作之現象。

將資源分配給誰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分配政治議題。然而過去臺灣分配政治研究多以正副總統、中央政府、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為主，鮮少關注地方議員在選區內部的資源分配情形。本文以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為例，旨在探討以尋求連任為目標的理性議員會如何分配公共資源。市議員會採取防守型的固樁策略，選擇將資源回饋給既有支持者，抑或採取進擊型的拓展選票策略？本研究將分配機制就概念上區分為「分配與否」以及「分配多寡」兩個面向。由多層Tobit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分配與否的模型中，市議員傾向運用防守型策略鞏固既有支持基礎。不過，在分配多寡的面向中，無論各里對市議員的重要程度是高是低，資源分配量並未存在顯著差異。然而資源固樁的結論並未因此推翻，反而打破了一般既定印象。整體而言，市議員運用建設固樁的機制應從金額犒賞修正為有所回饋，市議員雖會特別照顧核心支持者或重要里長的需求，積極向市府爭取建設，但不會因此讓該地獲得超高額建設，顯示市議員對於那些相形重要的地區不會再特別給予差別待遇。

有關選舉民意調查的數據真實性或樣本代表性所引發之爭論核心在於：選舉民調的「母體」(population)定義為何？由於選舉的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導致「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不完全一致，因此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選舉民調，其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投票母體的一致性，便成為調查方法上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1)透過回顧我國選舉民調所採用之不同抽樣底冊的演進過程，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母體涵蓋率缺失；(2)釐清選舉研究中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內涵，並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進行比較分析；(3)分析TEDS針對2016年總統選舉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調，成功樣本與選舉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落差及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進而探討其在理論上或實務上的意涵。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差異不大。不過，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意調查的樣本結構與這兩種母體並不完全一致，且無論是利用何種母體結構進行事後加權調整，對投票率、得票率和催票率的修正效果有限。因此，要解決民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之間的落差，有關母體的定義或許並非關鍵，對抽樣底冊選擇、問卷題目設計、調查技術精進、訪問失敗減少等環節的檢討，可能才是治本之道。

本文以政黨情感好惡差距為指標，觀察台灣社會大眾的政治分歧程度。有別於過去文獻，本研究使用人格特質為主要解釋變數，驗證其是否會對政黨情感好惡的差距產生顯著的影響。研究採用電話訪問法，總計成功蒐集有效樣本1,601份。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包括人格特質對於形塑國、民兩黨情感好惡的直接效果與調節效果。研究發現審慎性對於政黨情感好惡具顯著直接效果，審慎性愈高者，傾向對於國、民兩黨情感好惡差距愈大。此外，實證資料也發現，三項人格特質皆具顯著的調節效果，外向性、審慎性愈高者，會提升政黨認同強弱度對國、民兩黨情感好惡差距的影響力；而宜人性愈高者，則會降低政黨認同強弱度對國、民兩黨情感好惡差距的影響力。

How did Han Kuo-yu shoot from political obscurity to become the mayor of Kaohsiung and then the KMT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Han's rise was grounded in his populist appeal. Han told voters that things should have been better for ordinary people except that establishment politicians had consistently failed to represent their interests. This paper examines Han's populist rhetoric with an in-depth look at Han's statements in the 2017 KMT party chair election and 2018 Kaohsiung mayoral campaign. It then looks at public opinion data from the 2018 Kaohsiung mayoral election to see whether voters absorbed that rhetoric. There are, in fact, clear echoes of Han's populist rhetoric in the survey data. Acceptance of Han's rhetoric was associated with a vote for Han, even among voters who were not traditional KMT constituents. That is, Han's populist rhetoric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expanding his appeal and enabling him to secure an unlikely victory in Kaohsiung.

本文以近年來作者參與的調查研究探討雙底冊電話調查在台灣執行時衍生的諸多議題，包括一些已經解決和正在探索的部分成果，以及後續的努力方向。資料分析以調查結果和底牌（選舉投票結果）或類底牌（公民投票結果）的差距來驗證各種資料處理及估計方式的成效，並解釋雙底冊電話調查各種處理方式的利弊得失。
資料分析首先提出雙底冊電話調查各種資料併檔方案的選擇，包括（一）住宅電話為主、手機為輔，（二）手機為主、住宅電話為輔，以及（三）兩個資料檔依據唯住宅電話、兩者都用、唯手機三個電話使用族群結構比例的估計併檔等。結果顯示，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樣本結構在基本人口特徵方面各有其系統性的偏差現象。在比對2016總統選舉、2018同婚公投、2020總統選舉等母體參數之後，本研究發現（一）住宅電話的原始資料估計成效最好。（二）依照戶籍資料加權之後，住宅電話資料反而惡化估計偏差，但是手機調查則估計成效略有改善。（三）手機調查受到「選樣偏誤」的影響，不但本身造成過度偏離母體參數的估計，還拖累和住宅電話併檔後的估計成效，使得雙底冊調查彌補涵蓋率缺失的善意功能得到「得不償失」的後果。
本文也期望後續研究可以往（一）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中「兩者都用族群」的異同，（二）住宅電話和手機調查的模式效應，及（三）雙底冊電話調查在選舉研究之外其他領域的應用成效等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