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第九屆立委為研究對象，使用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的新聞知識管
理系統作為媒體資料來源，用內容分析法分析新聞媒體對於第九屆立委的
報導取材與媒體呈現。依報導內容主題將立委的新聞區分成與立委職責
直接相關的「專業話」、因其他兼任職位或品評政治時事有關的「政治
話」，以及因應軟性政治新聞趨勢的個人「私房話」等三類新聞，探究影
響立委新聞報導內容的差異因素，乃至對其連任勝選的影響。
國會議員的媒體呈現，是立委和媒體兩造多重因素影響下的結果：既
要考量立委追求曝光的動機或壓力，也需由媒體運作、媒體選材的角度考
量新聞價值。影響國會議員媒體呈現數量的因素可分為外在結構因素和個
別的條件策略。外在結構因素是指記者的新聞選材和敘事框架，個別的條
件策略則包含國會議員的性別、任職資歷、幹部職位歷練、朝野政治結構
、行政與立法關係等。本研究主要聚焦在立委個別條件對其媒體呈現與
連任的影響。初步研究發現，立委不同的身分特徵會帶來不同的媒體呈
現，但不是新聞曝光量越多就一定能成功連任，還需考慮新聞報導的類型
性質。以第九屆立委為例，在三類新聞類型中，專業話新聞最能為立委連
任增添勝算，政治話和私房話新聞則對立委連任無明顯助益。

隨著科技進步與時代變遷，近年來臺灣面臨單底冊電話樣本的涵蓋誤
差日益增大問題，不論市話調查或手機調查；而雙底冊電話調查的施行應
可有效降低此一缺失。惟有關雙底冊電話調查的資料合併策略與加權處
理，當下臺灣學界仍莫衷一是。本文旨在利用臺灣學界甚少觸及的變異數
與偏差，以2020年雙底冊電話調查的實務資料，來評比各類型雙底冊調查
的合併組合在各種加權策略下的加權效果，包括重疊設計與篩選設計；此
外，本文也進一步探討非等比例樣本配置的雙底冊電話調查在資料推估上
的差異，提供實務應用參考。
本文分析結果顯示：1.在雙底冊各自具有完整代表性且樣本數近乎等
比例的條件下，採用一般的母體人口特徵變項來校正加權，不論是使用重
疊設計或篩選設計來合併，因加權而增加的變異並不大，且僅事後分層組
合估計的樣本估計值與其他合併組合有所差距。2.若雙底冊的樣本採用不等比例配置，以一個完整代表性底冊搭配另一個僅具有1/3或1/2樣本數的底冊，利用篩選設計、重疊設計的直接合併及有效樣本數合併等三種方式進行比較後發現，因應加權所衍生的加權耗損不大，而彼此之間在樣本估計值上的差異也很小。

本文以臺灣省議會為中心，藉由1972年和1977年兩次省議員選舉時，
國民黨的提名策略和選舉結果，重新探討國民黨在1970年代推行的派系替
代政策內涵，藉此修正。
1972年地方選舉時，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和臺灣省議員選舉全面推動
派系替代政策，藉由拔擢青年才俊的名義，大規模淘汰地方派系背景的政
治人物。其中，在臺灣省議員方面，主要是淘汰1968年以前當選的臺灣省
議員，藉此打擊當時存在於臺灣省議會的跨縣市地方派系聯盟。在此政策
下，已經擔任2屆以上的臺灣省議員大部分未能連任，臺灣省議會出現顯
著的世代交替，原本以黃朝琴—許金德—陳新發、林頂立—蔡鴻文為首的
兩大跨縣市地方派系聯盟就此瓦解，國民黨對臺灣省議會的控制力得到強
化。雖然國民黨對地方派系的打壓，使該黨動員力顯著下降，卻因當時缺
乏全國規模的反對勢力，未影響國民黨的政治基礎。
1977年地方選舉時，國民黨仍繼續打壓地方派系，並進一步扶植無派
系背景的國民黨員，此時地方派系的反彈已經不如1972年地方選舉，除了少數縣市之外，並未出現地方派系倒戈支持黨外的現象，而國民黨的動員能力已經回升。然而，當時黨外成功動員超過7%過去未投票的新選民，使國民黨遭遇前所未有的挫敗，甚至導致多名地方派系出身的臺灣省議員落選，臺灣也從此形成了具有全國動員能力的反對力量。

A growing body of cross-national studies has examined the ideological con-gruence between citize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and found that those citizens whose is ideology close to the winning party tend to be satisfied with democracy in their country. We extend the causal story of ideological congruence and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As we estimate the effects of various socio-psychological factors on citizen satisfaction, we highlight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and ideological congruence. We find that both factors contribute to satisfaction with democracy in New Zealand and Australia. Our empirical evidence not only confirms the extant literature but also suggests that perceived accountability has a larger influence in both democracies that use different election systems. This result has to do with the possibility that majoritarianism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may produce coalition governments that locate ideology at the median voter. Therefore,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primarily depends on if the government being controlled by its citizens.

以前臺灣在政治精英之間才出現的對立，已延伸到一般群眾裡。尤其在總統選舉時，選民之間以情感而非政策立場的對立，已影響臺灣過去五屆總統選舉的結果。本文以「負面黨性」作為觀察臺灣社會「情感極化」的指標，佐以2004至2020年總統選舉，檢證負面黨性對臺灣總統選舉結果的作用。我們發現自2012年開始，對於特定政黨具有負面黨性的選民，百分比呈現大幅上升的趨勢，在2020年總統大選時，已有4成的國民黨和民進黨支持者對敵對政黨有負面黨性，同時給予敵對政黨有史以來最低分。另一方面，即使控制政黨認同及統獨立場，負面黨性對臺灣選民的投票抉擇仍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投票給某一政黨總統候選人的決定，不僅取決於對該政黨的認同，或對其政策的支持，選民對敵對政黨是否具有負面的評價也成為一項關鍵指標。

本文以2000至2021年間的焦點團體及深入訪談等質性資料，分析台灣民眾對於「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雙重認同）」的定義與意涵，以釐清民眾認同的標的及界限。分析的結果顯示：台灣民眾的認同內容，持續且集中在以台灣為中心的我群意識；與中國的原生聯繫雖然持續存在，但大多僅被視為客觀事實，無法產生或轉換為我群的認同意識；變化較大的是大中國意識的認同內容，已幾乎完全消失在民眾的論述中。從認同界限的觀點而言，本文的資料明確顯示許多台灣民眾己經將台灣／中華民國視為我群、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他群，此種認同意識的產生，也標示著認同界限的變化，是台灣認同進入「國家認同」階段的佐證。而國家認同意識的逐漸清晰與升高，也讓台灣認同隱然有形成集體認同的傾向。

民粹主義是一種深藏在民主社會中的極端現象，也是許多不同概念所構成的一種侷限性的意識形態，它會影響人民對政治菁英的態度，也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本文以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為基礎，分析2020年高雄市長罷免與補選的投票情形。民粹主義在兩次不同時期的投票中，是否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並且選民的民粹主義傾向是否會因為他們的人口背景以及政治態度的不同而影響。

本文以兩筆資料進行罷免與補選的投票分析，一是蔡佳泓主持，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投票研究」，另一份是陳陸輝主持的「台灣選舉民主化調查」，由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的「高雄市長補選案電訪」。研究發現，在罷免時期，民粹主義會受到選民的年齡與學歷的影響；在補選時期，民粹主義傾向會受到選民的政黨認同、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學歷及職業的影響。另外，高雄市民的民粹主義傾向不會影響他們的罷免投票抉擇，韓國瑜的施政滿意度是選民投下罷免票的主要原因；在補選時，民粹主義傾向愈低的選民會投給陳其邁，但民粹主義不會影響選民投票給李眉蓁。韓國瑜雖然在補選時有幫忙李眉蓁造勢，但並不會影響選民的投票抉擇。

觀察臺灣近年選舉過程中，政黨間常協商共同合作的可能性，經雙方協調後各政黨可選擇合作與否。本文建立三政黨賽局模型，分析單一席次選舉中，相對小黨在何種條件下願意與實力較強的大黨合作競選，並討論各黨決策的合理性。根據均衡結果得出，只有當滿足一定的合作利益條件時，才會產生政黨合作情形，合作對象亦不侷限於實力最強的政黨。另外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存在一組分離均衡，其中強者s型態與弱者w型態大黨的政黨實力差距愈大時，小黨愈容易與w型態的大黨合作競選，此外，若小黨無競選成本時，將不會有政黨合作之現象。

將資源分配給誰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分配政治議題。然而過去臺灣分配政治研究多以正副總統、中央政府、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為主，鮮少關注地方議員在選區內部的資源分配情形。本文以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為例，旨在探討以尋求連任為目標的理性議員會如何分配公共資源。市議員會採取防守型的固樁策略，選擇將資源回饋給既有支持者，抑或採取進擊型的拓展選票策略？本研究將分配機制就概念上區分為「分配與否」以及「分配多寡」兩個面向。由多層Tobit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分配與否的模型中，市議員傾向運用防守型策略鞏固既有支持基礎。不過，在分配多寡的面向中，無論各里對市議員的重要程度是高是低，資源分配量並未存在顯著差異。然而資源固樁的結論並未因此推翻，反而打破了一般既定印象。整體而言，市議員運用建設固樁的機制應從金額犒賞修正為有所回饋，市議員雖會特別照顧核心支持者或重要里長的需求，積極向市府爭取建設，但不會因此讓該地獲得超高額建設，顯示市議員對於那些相形重要的地區不會再特別給予差別待遇。

有關選舉民意調查的數據真實性或樣本代表性所引發之爭論核心在於：選舉民調的「母體」(population)定義為何？由於選舉的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導致「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不完全一致，因此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選舉民調，其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投票母體的一致性，便成為調查方法上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1)透過回顧我國選舉民調所採用之不同抽樣底冊的演進過程，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母體涵蓋率缺失；(2)釐清選舉研究中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內涵，並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進行比較分析；(3)分析TEDS針對2016年總統選舉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調，成功樣本與選舉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落差及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進而探討其在理論上或實務上的意涵。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差異不大。不過，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意調查的樣本結構與這兩種母體並不完全一致，且無論是利用何種母體結構進行事後加權調整，對投票率、得票率和催票率的修正效果有限。因此，要解決民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之間的落差，有關母體的定義或許並非關鍵，對抽樣底冊選擇、問卷題目設計、調查技術精進、訪問失敗減少等環節的檢討，可能才是治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