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臺灣近年選舉過程中，政黨間常協商共同合作的可能性，經雙方協調後各政黨可選擇合作與否。本文建立三政黨賽局模型，分析單一席次選舉中，相對小黨在何種條件下願意與實力較強的大黨合作競選，並討論各黨決策的合理性。根據均衡結果得出，只有當滿足一定的合作利益條件時，才會產生政黨合作情形，合作對象亦不侷限於實力最強的政黨。另外在資訊不對稱情況下，存在一組分離均衡，其中強者s型態與弱者w型態大黨的政黨實力差距愈大時，小黨愈容易與w型態的大黨合作競選，此外，若小黨無競選成本時，將不會有政黨合作之現象。

將資源分配給誰始終是至關重要的分配政治議題。然而過去臺灣分配政治研究多以正副總統、中央政府、立法委員以及縣市首長為主，鮮少關注地方議員在選區內部的資源分配情形。本文以第十二屆臺北市議員所提地方建設建議事項為例，旨在探討以尋求連任為目標的理性議員會如何分配公共資源。市議員會採取防守型的固樁策略，選擇將資源回饋給既有支持者，抑或採取進擊型的拓展選票策略？本研究將分配機制就概念上區分為「分配與否」以及「分配多寡」兩個面向。由多層Tobit迴歸分析結果顯示，在分配與否的模型中，市議員傾向運用防守型策略鞏固既有支持基礎。不過，在分配多寡的面向中，無論各里對市議員的重要程度是高是低，資源分配量並未存在顯著差異。然而資源固樁的結論並未因此推翻，反而打破了一般既定印象。整體而言，市議員運用建設固樁的機制應從金額犒賞修正為有所回饋，市議員雖會特別照顧核心支持者或重要里長的需求，積極向市府爭取建設，但不會因此讓該地獲得超高額建設，顯示市議員對於那些相形重要的地區不會再特別給予差別待遇。

有關選舉民意調查的數據真實性或樣本代表性所引發之爭論核心在於：選舉民調的「母體」(population)定義為何？由於選舉的投票率不是百分之百，導致「選民母體」和「投票母體」不完全一致，因此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選舉民調，其樣本結構與選民母體、投票母體的一致性，便成為調查方法上值得探討的議題。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三：(1)透過回顧我國選舉民調所採用之不同抽樣底冊的演進過程，探討其中所隱含的母體涵蓋率缺失；(2)釐清選舉研究中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內涵，並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進行比較分析；(3)分析TEDS針對2016年總統選舉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調，成功樣本與選舉母體、投票母體之間的落差及加權處理的修正效果，進而探討其在理論上或實務上的意涵。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發現2016年總統選舉的選民母體與投票母體的差異不大。不過，利用不同抽樣底冊進行民意調查的樣本結構與這兩種母體並不完全一致，且無論是利用何種母體結構進行事後加權調整，對投票率、得票率和催票率的修正效果有限。因此，要解決民調結果與投票結果之間的落差，有關母體的定義或許並非關鍵，對抽樣底冊選擇、問卷題目設計、調查技術精進、訪問失敗減少等環節的檢討，可能才是治本之道。